【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這次SARS對台灣的衝擊,除了直接的生命安全外,一個更清楚的教訓是:我們離現代化國家的水準有一段距離,過去所自豪的經濟成就與政治民主,其內涵都遇到了顯著的挑戰,其能力與效用都有了重大的問號。
在經濟面向上,不單台灣經濟體質對中國的依賴性被凸顯出來,過去唯高成長是論的經濟思維也遭到重大挑戰,這次危機證明了高所得並不等同於一個能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而除了社會的集體性恐慌外,在許多應該是最現代化、最專業化的媒體與醫療部門,一樣在SAR S的陰影下呈現混亂的狀態。
顯然,這些西方社會建制中,應該是有自治能力、自我規範的專業部門,在台灣的現代過程中卻進展遲緩。我們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國際豔羨的晶圓科技,競爭激烈的選舉政治,但此時所見卻是失序的專業部門與遲緩的國家機關,來負責與SARS的直接對抗。這是一個難以嚥下的惡果。
於是,當SARS帶來了一個危機的社會,新加坡有自豪的行政能力來管束病源、隔離民眾;中國大陸有集體動員來搶建醫院,以愛國主義來鼓勵犧牲。台灣的民主活力卻萎縮為政治領導比魄力,專業人士比卸責,商人比口罩囤積,而民眾比自保的「自然狀態」,這混亂中被犧牲的是基層的護理人員,被漠視的是隔離的民眾,被歧視的是最底層的遊民,進而社會的一體感面臨崩解,而原本薄弱的相互與共,被疫情的猜疑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