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這次SARS對台灣的衝擊，除了直接的生命安全外，一個更清楚的教訓是：我們離現代化國家的水準有一段距離，過去所自豪的經濟成就與政治民主，其內涵都遇到了顯著的挑戰，其能力與效用都有了重大的問號。

在經濟面向上，不單台灣經濟體質對中國的依賴性被凸顯出來，過去唯高成長是論的經濟思維也遭到重大挑戰，這次危機證明了高所得並不等同於一個能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而除了社會的集體性恐慌外，在許多應該是最現代化、最專業化的媒體與醫療部門，一樣在SAR S的陰影下呈現混亂的狀態。

顯然，這些西方社會建制中，應該是有自治能力、自我規範的專業部門，在台灣的現代過程中卻進展遲緩。我們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國際豔羨的晶圓科技，競爭激烈的選舉政治，但此時所見卻是失序的專業部門與遲緩的國家機關，來負責與SARS的直接對抗。這是一個難以嚥下的惡果。

於是，當SARS帶來了一個危機的社會，新加坡有自豪的行政能力來管束病源、隔離民眾；中國大陸有集體動員來搶建醫院，以愛國主義來鼓勵犧牲。台灣的民主活力卻萎縮為政治領導比魄力，專業人士比卸責，商人比口罩囤積，而民眾比自保的「自然狀態」，這混亂中被犧牲的是基層的護理人員，被漠視的是隔離的民眾，被歧視的是最底層的遊民，進而社會的一體感面臨崩解，而原本薄弱的相互與共，被疫情的猜疑所取代。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15/時論廣場

這個週末電子媒體以和平醫院封館為對象，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謠言與混亂的製造工程。整個劇本先是暗夜中棺木的運到，傳言院內死亡的人數開始灌水，然後是家屬悲傷的喊話，引爆和平醫院內部的交叉傳染，形成一陣陣的謠言攻勢，揪著人心。

接著，為求獨家畫面，不是偷渡封鎖線，透過院內醫療人員自拍寫真，就是無畏傳染，撲到換班的公車伸出麥克風。最精彩的是，副市長在記者會上與民眾對罵，上邊有人在迎風招展的抗議布條上作勢欲跳，下邊有人在公車前面打滾，旁邊圍著一圈圈貪婪的鏡頭，恍如末世景象在街頭上演，整個台北的天空都黯淡了起來。

當這些景象被國際社會譏為「防疫失序」時，這個混亂背後更可悲的是「媒體失序」。如果真的用新聞局的記點標準來評鑑，到底台灣有多少媒體能在這個事件上及格；到底有多少主編與媒體老闆，在炒作這個危機時，有所謂「自律」的標竿掛在那裡；到底新聞自由是一個推卸社會責任的託詞，還是商業利益考量的外衣？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15/時論廣場

民進黨執政後，如果有什麼事常被媒體認為是不合執政體統，但卻又比較少在媒體評論中被具體討論的，大概就是民進黨人喜歡告媒體這一件。

從呂秀蓮副總統告新新聞的「嘿嘿嘿」事件，北、高市長選前中時對陳水扁的道歉啟事，到最近謝長廷告聯合報的群眾運動，台灣的媒體與民進黨間實在很難用相處融洽來形容。而比起與在野黨的對立緊張，民進黨人對媒體的疑慮也不遑多讓，這表現在所謂「統派」媒體的帽子，加上部分媒體的政治看法鮮明，過去影響政局的豐功偉蹟，使得民進黨這個少數政府，在媒體輿論中更是有被包圍的感覺。

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作為台灣民主化的兩股主要動力，民進黨與媒體卻是相當地有距離。執政前民進黨人覺得被媒體壓抑扭曲，憤怒地要發起退報運動；執政後，情況並沒有改善，只是從走上街頭轉化為絡繹不絕的官司。而媒體更是認為執政者的民主素養差，分不清楚社會公器與黨派的差別，有時對付起媒體來比面對政敵還激動。兩者間的頻繁衝突大概是許多民主化文獻難以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