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自從坪林公投要求開放交流道，集集公投也在日前進行，要求的是停建焚化爐，之間穿插游揆與環保署長郝龍斌的民主／專業之辯，顯然公投已經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了，已然成為一個新興的民主管道，從基層出發影響台灣政治的權力與文化。

如果從坪林與集集的經驗出發，會發現這些地方性諮詢公投處理的議題都是公共設施的「外部性」問題，尤其是壞的外部性的分擔問題。坪林因為大台北水源區的規劃問題，所以在經濟發展上受到壓抑，這是為了一個公共財（水源）的供給，所產生的外部性，弔詭的是，分擔這個外部成本的人不是台北市民，而是坪林鄉民，這裡有著城鄉差距的權力問題在。

同樣的，集集的垃圾焚化爐公投，也是一個好的公共設施，所產出壞的外部性的分擔問題，問題在誰決定這個分擔分配，顯然是上級機關與環評專家，不會是南投各鄉民，這裡就有一個權力上中央與邊陲的關係。

這間接解釋了，為什麼這把地方公投野火在台灣鄉野燒得火紅，卻在幾個都市化地區相當沈寂，難道是都會的住民較理性？比較相信代議政治？還是關於外部性的分擔早就排除掉？還是因為環評專家與長官都居住在這些地區，不會有後院蓋垃圾場的問題。所以，許多公投行動的確是一種社會運動，著眼在權力關係的調整，透過一個直接民主的形式來發聲（voice）。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當陳水扁總統在民進黨黨慶上提出催生台灣新憲的時間表時，大概有不同時程的效應可以評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在野黨，美、中兩強權，乃至媒體、盟友台聯黨的反應都是相當戒慎冷靜的。就如媒體民調顯示的，這並非當務之急。但是當這個時間表攤開來時，台灣政治發展的軌道就逸出了原本以政黨輪替為主軸的選舉民主，而是進入了一個新的賽局：公民投票成為另一個民主的管道，而新憲成為政治發展的目標。

新憲說立即的衝擊在於公投法的內涵。上個會期朝野有意識地將公投議題局限在公共政策議題，而泛藍以馬英九為首更將公投發動權圈在公民連署上，排除了行政機關的發動權，乃至諮詢性公投的空間。但是新憲一說聯繫到人民複決的管道，這時候公投法的制訂就必須考量到新憲複決的空間與人民參與的機會，甚至重新在憲政的高度來檢視公投法的位階。公民投票已經不再是坪林形象的公投，而是新憲複決的公投了。

中期視之，對於總統大選的議題設定效果相當顯著，並不只是表現在近日媒體的版面與政治人物的言論而已，而是將總統大選的焦點從既有的「社會包圍政治」的議程回歸到總統層次的主權、憲政，乃至正名等象徵性議題。國親領導者的不願回應，短期可能是策略正確的，但是持續的沈默會導致「總統形象的破壞（not presidential）」，陷入中共要不要回應的類似難題。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最近台北縣坪林鄉進行所謂的諮詢性公投，議題是高速公路交流道的設立，結果是壓倒性的支持，而台北政壇的回應則是情緒相當複雜的。行政院含蓄說這不是地方自治事項，學者訕笑說這不過是大型民調，台北市長馬英九則稱如此公投會「天下大亂」；顯然一個地方性的公投行動已經碰觸到台灣政治的重要神經，否則一個地方民調如何搞得天下大亂。

自從立法院上個會期開始認真審議公投法以來，公投已經有兩種，一種是公投法中規範的公投行為；另一種是在公投法之前、之外的諮詢性公投，因為沒有法律上的拘束效果，常被輿論恥為與民意調查無異。不過這個排斥性觀點大概不會為坪林的鄉親所接受；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國民也不會同意，因為他（她）們正是以諮詢性公投為名，在前蘇聯瓦解的敏感時刻避免了正面的衝突，也同時凝聚了國民獨立的意志；當然瑞典國會也不會認同的，正是無公投法的諮詢性公投決定了十數座核電廠的命運，顯然所謂的「假」公投，是真的在改寫歷史。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四一○教改」是九○年代社會運動的一個美麗驚嘆號，在不分黨派與跨族群的四大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教育現代化，教育基本法」下，社會團結圍繞在教改的旗幟，遊行於街頭上嬉戲與對話。如果說這是黃金時代的象徵，一點也不為過。

那時的信仰純真，認為走街頭有力，人民與國家可以一致的，政治與社會的分歧在台灣下一代的幸福願景中得以消解，沒有人懷疑教育的重要性，但從未想到教育議題有這樣的社會團結效果。相較現下以教改之名，行鬥爭之實的政治操作，印證了什麼叫做向下沈淪，令人毛骨悚然。

四一○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確獲得當時政府的熱烈回應，有以李遠哲、各社會菁英組成的教改革審議委員會，形成教改報告書，成員多位成為後來的教育部長，產出目前的教改政策；而四一○領導者黃武雄則走的是另一條路，紮根地方從社區大學出發來實踐其廣設大學，教育鬆綁的理念。這是兩條不同的道路，來自於相近似的口號，卻在經年的實踐後，走出了不一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