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自從坪林公投要求開放交流道,集集公投也在日前進行,要求的是停建焚化爐,之間穿插游揆與環保署長郝龍斌的民主/專業之辯,顯然公投已經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了,已然成為一個新興的民主管道,從基層出發影響台灣政治的權力與文化。
如果從坪林與集集的經驗出發,會發現這些地方性諮詢公投處理的議題都是公共設施的「外部性」問題,尤其是壞的外部性的分擔問題。坪林因為大台北水源區的規劃問題,所以在經濟發展上受到壓抑,這是為了一個公共財(水源)的供給,所產生的外部性,弔詭的是,分擔這個外部成本的人不是台北市民,而是坪林鄉民,這裡有著城鄉差距的權力問題在。
同樣的,集集的垃圾焚化爐公投,也是一個好的公共設施,所產出壞的外部性的分擔問題,問題在誰決定這個分擔分配,顯然是上級機關與環評專家,不會是南投各鄉民,這裡就有一個權力上中央與邊陲的關係。
這間接解釋了,為什麼這把地方公投野火在台灣鄉野燒得火紅,卻在幾個都市化地區相當沈寂,難道是都會的住民較理性?比較相信代議政治?還是關於外部性的分擔早就排除掉?還是因為環評專家與長官都居住在這些地區,不會有後院蓋垃圾場的問題。所以,許多公投行動的確是一種社會運動,著眼在權力關係的調整,透過一個直接民主的形式來發聲(v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