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評論

召喚國家巨靈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如果後SARS時代有什麼政治上的長遠變化,大概是民眾對於國家介入的需求提高了,不但認為國家必須主動管制他人的行為,以保護我的安全;表現在隔離政策上,甚至認為可以透過懷疑來作短期的處分,限制人身的自由。更進一步,國家必須滿足個人安全的顧慮,不但要提供口罩、溫度計,提昇為天賦人權,稍有怠慢,當然是政務官下台負責。

當一方面,對國家行政體系的無能有許多的指責時,另一方面,S ARS事件已經開展了許多政治價值上的變化,國家無能的觀感已經為國家萬能在做準備。如果徵用民間口罩是國人皆曰可!那麼,以瘟疫威脅之名徵收私有財產,進行社會動員的作為不會到此為止,更不要說一個病例的懷疑,會有公共安全的顧慮,導致大型百貨與飯店的歇業、自我消毒,乃至自我譴責與澄清。

顯然,過去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所積極箝制與壓抑的國家巨靈,因著天災而逐漸甦醒過來,其身影不但投射在社會的弱勢身上,更有知識階層代表的大學校長,群聚嘶喊著:我們要一個「指揮中心」,似乎只要有領導,才能解決問題降低民心的不確定感,而不論這個作為的實質效果為何。在社會民心上,更是自我地訓育,主動喊出全台「淨空十天」的看法,發起者卻是會因淨空而備受打擊的工商團體,顯然當所謂自利計算的經濟人,也願捨身集體的社會行動,這時候政治的空間無限膨脹。

抗疫 看不到公民理性與專業倫理

劉靜怡/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北縣淡水〉 【2003-05-26/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日前數個社運團體有鑑於SARS疫情對台灣社會造成嚴重衝擊,卻遲未見有人倡議建立社會互助支援體系,於是成立「社會安全防疫聯盟」,除公佈涵蓋範圍廣及公共衛生、社會安全、媒體監督、相關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務等層面討論議題的網站(www.sarsnet.org.tw)之外,也公佈了共同製作的防疫行動手冊。目前國內相關聯盟正陸續籌劃或成立,然而,隨著疫情的不斷發展,我們也該不斷反芻這類聯盟成立的長遠意義,藉此機會探究台灣社會長久以來被忽視的盲點與弱點,以做為徹底政治改革和管制革新的起點。

需要徹底政治改革重新洗禮的,不僅是手忙腳亂到無暇思考整個行政機器到底出現哪些制度面障礙的執政黨而已,更包括過去執政數十年,卻仍處處顯露出對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嚴重缺乏深層訓練和認知的在野黨;否則,我們也不至於終日被所謂「台灣/中國」和「中央/地方」對立論述糾纏得動彈不得。此外,當同屬於公部門的不同政治勢力不斷展現其政治策略和身段時,居然每天還有政治人物霸著媒體版面和專屬時段譏諷WHO真好用,或者自言陪著醫護人員哭,卻不覺得自己有趁機大賺政治資本之嫌。究竟,我們這個社會裡曾否培養出稍具誠實特質的政治人物 ?是否還能期待願意將政治當做一種嚴肅專業的政治人物來善待公民?

有選民,無公民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這次SARS對台灣的衝擊,除了直接的生命安全外,一個更清楚的教訓是:我們離現代化國家的水準有一段距離,過去所自豪的經濟成就與政治民主,其內涵都遇到了顯著的挑戰,其能力與效用都有了重大的問號。

在經濟面向上,不單台灣經濟體質對中國的依賴性被凸顯出來,過去唯高成長是論的經濟思維也遭到重大挑戰,這次危機證明了高所得並不等同於一個能自主自治的公民社會。而除了社會的集體性恐慌外,在許多應該是最現代化、最專業化的媒體與醫療部門,一樣在SAR S的陰影下呈現混亂的狀態。

顯然,這些西方社會建制中,應該是有自治能力、自我規範的專業部門,在台灣的現代過程中卻進展遲緩。我們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國際豔羨的晶圓科技,競爭激烈的選舉政治,但此時所見卻是失序的專業部門與遲緩的國家機關,來負責與SARS的直接對抗。這是一個難以嚥下的惡果。

於是,當SARS帶來了一個危機的社會,新加坡有自豪的行政能力來管束病源、隔離民眾;中國大陸有集體動員來搶建醫院,以愛國主義來鼓勵犧牲。台灣的民主活力卻萎縮為政治領導比魄力,專業人士比卸責,商人比口罩囤積,而民眾比自保的「自然狀態」,這混亂中被犧牲的是基層的護理人員,被漠視的是隔離的民眾,被歧視的是最底層的遊民,進而社會的一體感面臨崩解,而原本薄弱的相互與共,被疫情的猜疑所取代。

咦,葉國興在哪裡?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15/時論廣場

這個週末電子媒體以和平醫院封館為對象,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謠言與混亂的製造工程。整個劇本先是暗夜中棺木的運到,傳言院內死亡的人數開始灌水,然後是家屬悲傷的喊話,引爆和平醫院內部的交叉傳染,形成一陣陣的謠言攻勢,揪著人心。

接著,為求獨家畫面,不是偷渡封鎖線,透過院內醫療人員自拍寫真,就是無畏傳染,撲到換班的公車伸出麥克風。最精彩的是,副市長在記者會上與民眾對罵,上邊有人在迎風招展的抗議布條上作勢欲跳,下邊有人在公車前面打滾,旁邊圍著一圈圈貪婪的鏡頭,恍如末世景象在街頭上演,整個台北的天空都黯淡了起來。

當這些景象被國際社會譏為「防疫失序」時,這個混亂背後更可悲的是「媒體失序」。如果真的用新聞局的記點標準來評鑑,到底台灣有多少媒體能在這個事件上及格;到底有多少主編與媒體老闆,在炒作這個危機時,有所謂「自律」的標竿掛在那裡;到底新聞自由是一個推卸社會責任的託詞,還是商業利益考量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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