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從過去選舉研究的經驗中總結，向來有一個藍綠支持階級分化的印象，泛綠的支持者多屬於中下農工、南部、閩南、涵蓋年齡偏高，以及年輕的族群，而泛藍的支持者則多為中上白領，北部、中壯年齡層、外省等。表現在選戰的場合上，泛綠的場子多是檳榔、拖鞋，而泛藍則是不同的景象，具代表性的是大安森林公園的西裝與皮鞋，所以很容易有一個結論：泛藍是中上階層的政黨，泛綠是中下階層的，其中有族群這條線深刻地劃過去。

這個「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的觀察來自於政治學者吳乃德的一篇研究論文的標題，他發現：除了我們熟知的省籍族群成分外，台灣政黨支持的分野還有隱晦不明的階級面向，因為當台灣的社會流動取決於教育機會，而外省籍民眾有較高的教育成就時，就會造成兩個族群的階級差異，此時省籍與階級是相關的，也與政黨的支持趨於一致。

經濟學者駱明慶的研究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這個觀察的意涵。根據戶口普查的資料，他推論出在「前教改」的大學入學管制時期，外省男性進大學的機會是同年齡本省男性的二至三倍以上，至於培養出許多泛綠政治領袖的台大，其差距更大，顯示入學機會是有省籍差距的。換句話說，被低學費政策補貼的機會除了取決於考試表現外，背後還有階級與族群的因素，至於廣設大學後是否有改善這個差異，則是目前教改爭議中，被忽略掉的「政治不正確」指標。

【徐永明】/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日前一群學者針對教改提出了萬言書的批判，其間社會評論家南方朔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談話。他說：「教育政策違反社會正義原則，連能考上台大法律系的人都因經濟問題去讀軍校，就是一例」。這句話初聽超有震撼力的，不過沈澱一陣子之後，一種矛盾的感覺升起。

因為在軍校與台大間作選擇，成為一個難題的來源，的確是經濟問題，但可能是在不同補助、多寡之間選擇的問題。按照經濟學者吳聰敏的估算，一個台大學生一年所獲得的補貼大約三十五萬，而念軍校若將生活雜支的補助涵蓋在內，大概可以推估是一百萬；那麼這個選擇題很清楚，是在未來的發展與當下福利間作評估，這時候家庭的挹注能力會影響這個學生的選擇，但起碼是在三十五萬與一百萬的「補助」之間作選擇。這與正義問題似乎有點距離。我們應該更關心的是，誰要出這個補助的錢？（其實就是一般納稅人）她／他們的小孩有沒有這樣的機會來處理這個「正義」問題呢？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反高學費運動曾經是九零年代末期學生運動的一個新興議題，尤其是以工農子弟之名反對提高學費的門檻，抗議教育市場化的階級惡果，導致只有上層家庭才能享有高等教育，扭曲了教育作為社會流動的管道。最近這個反高學費的訴求再起，連接新的快樂學習議題，以及對教改的批判，所以我約了曾經拿標語走街頭的學界友人喝咖啡，遙望著馬路上「饒了孩子們」的大標語，問他，學費的公與義在哪裡？

他的評論出乎意料，相當挑釁：工農子弟抗議高學費，違反她／他們的階級利益。原因是，國立大學的低學費政策是一種補貼政策，入學對象卻多是都市中上階層的子女，這些家庭可以負擔未來出國留學的高學費，卻先在台灣享受政府低學費的加碼，所以低學費是在複製既有的社會階級。

當然，冒冷汗之餘會追問，中下收入的子女還是可以受惠於低學費，這還是一個重要的社會流動管道，曾經有助於台灣經濟的起飛？這個教授的回應有趣：如果阿扁總統是那一個受惠於低學費的貧農之子，為什麼需要這個低學費體系繼續補助阿扁之子念台大法律系，相信我，教育部補貼一個公校學生從大學到研究所六年的經費，絕對可以買一部積架名車的。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近來，蕭新煌教授提出一個問題意識，即：台灣還能為亞洲民主做什麼？

台灣的民主化經驗對於亞洲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是否還有示範性的效果？蕭教授的討論著重在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型的關係。這裡筆者則作一個小補充，從民主體制的二次轉型談起，討論台灣民主發展所遇到的獨特挑戰。

的確，兩千年政黨輪替以來，台灣社會有民主退潮的趨勢，亦即對於民主的優越性不具有信心，而與經濟發展兩相比較時，民眾認為經濟發展遠比民主重要。在與過去威權時期的穩定相比較，也認為威權可能比民主更有效，尤其是在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兩個項目上的產出上，具體表現為對蔣經國的懷念，成為政治操作的時尚。

而如果從政府的各個機關的社會評價作比較，相關研究赫然發現，軍方、公務員所受的信任度遠高於政黨、媒體、立法院等民主建制，也就是民主政治的相關行動者被台灣民眾視為社會不安的根源，乃至經濟成長的主要障礙。

尤其相較於中國的高速發展，許多媒體輿論，乃至政治菁英更是對於台灣民主體制的競爭力有疑慮，欣羨起對岸的威權發展模式，而這與島內的蔣經國熱是一體兩面的，代表一個民主退潮的趨勢，乃至對威權過往的懷舊，政治現實上則搭配藍、綠對抗成局，走一個保守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