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四一○」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四一○教改」是九○年代社會運動的一個美麗驚嘆號,在不分黨派與跨族群的四大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教育現代化,教育基本法」下,社會團結圍繞在教改的旗幟,遊行於街頭上嬉戲與對話。如果說這是黃金時代的象徵,一點也不為過。

那時的信仰純真,認為走街頭有力,人民與國家可以一致的,政治與社會的分歧在台灣下一代的幸福願景中得以消解,沒有人懷疑教育的重要性,但從未想到教育議題有這樣的社會團結效果。相較現下以教改之名,行鬥爭之實的政治操作,印證了什麼叫做向下沈淪,令人毛骨悚然。

四一○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的確獲得當時政府的熱烈回應,有以李遠哲、各社會菁英組成的教改革審議委員會,形成教改報告書,成員多位成為後來的教育部長,產出目前的教改政策;而四一○領導者黃武雄則走的是另一條路,紮根地方從社區大學出發來實踐其廣設大學,教育鬆綁的理念。這是兩條不同的道路,來自於相近似的口號,卻在經年的實踐後,走出了不一樣的世界。

選舉民主的計算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蔣經國熱最近在台灣有復甦的現象,不但泛藍的政治人物喜歡牽拖關係,經濟不景氣可以懷念到蔣氏的高瞻遠矚,社會變遷的衝擊也需要回歸到美好的強人統治──雖然現實世界中所謂的「十大建設」不是重化工業外移、大船廠重整,就是東西兩大港滯工,所謂的「漢賊不兩立」早已束諸高閣,流行的是直航又直飛。顯然這個伏流中懷舊的成分居多,展望未來的機會不大。

但是不可否認,同時代的獨裁政治中,大概只有蔣氏家族仍在民主化後有一定的影響力,菲律賓的馬可仕,韓國的朴正熙家族而今安在哉,更遑論後代的安生立命。而台灣則是不同的景象,蔣氏子孫初生時的奶粉品牌成為媒體的焦點,蔣氏的威權經驗不但獲得部分輿論的認同,更成為國民黨奪回政權的重要號召,這也跟東歐前共黨改頭換面,用二代新面孔作第二次政黨輪替,極力撇清過去的共產經驗有很大的不同。

顯然,當時蔣經國作了許多重要的決定,影響台灣至今的發展與限制。他有多重的面孔,掌權初期是情治大權一把抓,許多白色恐怖的案子於焉而生,中期則是打壓本土的民主運動,美麗島整肅、林宅血案、江南案是國際矚目的大案,晚年在反對勢力挑戰下,則換上溫和的面貌容許反對黨成立,自稱也是台灣人,決定透過選舉競爭來維持政權。

階級本色

【徐永明】 /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從過去選舉研究的經驗中總結,向來有一個藍綠支持階級分化的印象,泛綠的支持者多屬於中下農工、南部、閩南、涵蓋年齡偏高,以及年輕的族群,而泛藍的支持者則多為中上白領,北部、中壯年齡層、外省等。表現在選戰的場合上,泛綠的場子多是檳榔、拖鞋,而泛藍則是不同的景象,具代表性的是大安森林公園的西裝與皮鞋,所以很容易有一個結論:泛藍是中上階層的政黨,泛綠是中下階層的,其中有族群這條線深刻地劃過去。

這個「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的觀察來自於政治學者吳乃德的一篇研究論文的標題,他發現:除了我們熟知的省籍族群成分外,台灣政黨支持的分野還有隱晦不明的階級面向,因為當台灣的社會流動取決於教育機會,而外省籍民眾有較高的教育成就時,就會造成兩個族群的階級差異,此時省籍與階級是相關的,也與政黨的支持趨於一致。

經濟學者駱明慶的研究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這個觀察的意涵。根據戶口普查的資料,他推論出在「前教改」的大學入學管制時期,外省男性進大學的機會是同年齡本省男性的二至三倍以上,至於培養出許多泛綠政治領袖的台大,其差距更大,顯示入學機會是有省籍差距的。換句話說,被低學費政策補貼的機會除了取決於考試表現外,背後還有階級與族群的因素,至於廣設大學後是否有改善這個差異,則是目前教改爭議中,被忽略掉的「政治不正確」指標。

看不見三分之二

【徐永明】/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日前一群學者針對教改提出了萬言書的批判,其間社會評論家南方朔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談話。他說:「教育政策違反社會正義原則,連能考上台大法律系的人都因經濟問題去讀軍校,就是一例」。這句話初聽超有震撼力的,不過沈澱一陣子之後,一種矛盾的感覺升起。

因為在軍校與台大間作選擇,成為一個難題的來源,的確是經濟問題,但可能是在不同補助、多寡之間選擇的問題。按照經濟學者吳聰敏的估算,一個台大學生一年所獲得的補貼大約三十五萬,而念軍校若將生活雜支的補助涵蓋在內,大概可以推估是一百萬;那麼這個選擇題很清楚,是在未來的發展與當下福利間作評估,這時候家庭的挹注能力會影響這個學生的選擇,但起碼是在三十五萬與一百萬的「補助」之間作選擇。這與正義問題似乎有點距離。我們應該更關心的是,誰要出這個補助的錢?(其實就是一般納稅人)她/他們的小孩有沒有這樣的機會來處理這個「正義」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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