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機與最低工資

林佳和/澄社社員兼社長

8月19日,勞動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月薪從2萬3800元調至2萬4000元;時薪由158元調至160元,仍須等待行政院拍板定案。中央社報導,資方委員表示,過去在SARS、金融風暴,基本工資都凍漲,這次新冠疫情影響更勝,外銷衝擊很大,如提高基本工資,尤其不利於傳統產業,台灣85%屬中小、微型企業,在勞健保、基本工資三漲下會撐不住。勞方委員則回歸數據討論,認為應參酌CPI(消費者物價指數)、GDP(國內生產毛額)等參數,雖不能達調漲3%的理想,但仍能連5年調漲。

政府政策各黨立場未明
名為基本、實為最低工資的制度,每年照例上演一齣爭執大戲,特別在經濟或任何危機之時。相對的,台灣似嫌平和,既無如他國前奏曲般的專家委員會評估與建議,引發不同研究陣營的聲援爭執,而真正好戲上台,勞資又多停留於各自立場表述,看似熱鬧,或有激烈,實則不免空洞無謂。重要的是:政府政策何在?政黨們又如何疏理表態?面對底層勞動者切身的最低工資,如此不免令人氣餒。

慶幸的,那種(新)古典、勞動市場均衡理論的教條,那種德國經濟學者、新自由主義概念首創者Alexander Rüstow(1885-1963)口中的「經濟神學」,至少未出現在本次專業言說中。「基本工資,甚至《勞基法》或其他保護勞工之法令,都會產生不利於勞動需求的結果,對不同年齡層的男女勞工,都顯著的牽動其失業率的上揚」,這個曾令人怵目驚心的經濟學者警語,「提高最低工資=惡化失業」,是否真的經得起實證檢驗?能否指引任何有意義的政策形塑?

極端的個體經濟、個別企業導向,強調個人作為市場主體的思考方式,以「價格」(工資)作為勞動市場的牽引核心──相對於其他如商品、資本或貨幣市場的仍會考慮其他變數,只看到工資「市場淨空效果」,避而不談工資可能產生之其他功能:諸如資訊、控制、激勵、保障,將勞動視為一「獨立封閉的市場」,孤立觀察,忽略勞動市場管制可能產生的經濟正面效果,特別是明顯降低交易成本,這些早早出現於許多經濟學論述的反省,值得深思。

即便主流經濟學界未完全鬆口,新古典經濟學派之威信未全盤淪喪,然而,就算以新自由主義供給導向經濟路線為主的英美諸國,近年來,社會各界、政府部門,均見支持最低工資的倡議,包括應時時檢討而每年提高數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針對美國數次提高最低工資,直言:「我們看不到任何失業率上的反應。失業率只是明顯的繼續下降。」

考量勞動者與總經需求
2006年,650位美國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得主Kenneth Arrow、Robert Merton Solow,以及6位美國經濟學會(AEA)的前任會長,共同提出「提高最低工資」(Raise the Minimum Wage)呼籲,訴求「適當的提高聯邦以及各州的最低工資,將極為明顯的改善低工資勞動者及其家庭的生活,不會產生批評者所警告的負面效果。」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Merton Solow說:「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害怕最低工資……我們早已發現,因為擔心失業惡化,所以反對實施最低工資,根本就不正確。」歐洲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最低工資應為各國平均薪資至少50%水準」,許多經濟學家深信,即便在經濟表現不佳之時,仍應提高最低工資,如果大家還記得有所謂總體經濟、應提高整體國民購買力的話。

在新冠危機下,預計今年稅收將減少近4兆新台幣的德國,上月甫決定將最低時薪,分兩年由9.35提高歐元至10.45歐元,約新台幣40元──相對於吾國本次提高2元,布蘭登堡邦針對政府採購廠商,更明定最低時薪為13歐元,折合台幣450元以上。如最低工資法制訂,不應只是程序法制化,更重要的是政策何去何從。勞資各自表態,固不足奇,但能否有更精準的、更考量底層勞動者與總體經濟需求的思維?不是儀式性的,不是來自於靈機一動或就地叫價的?最低工資,不僅考驗執政者,也考驗社會的市場理念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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