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蔓延時的法與民主

蘇彥圖/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澄社社員

COVID-19的全球肆虐,不僅深刻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強烈衝擊了自由憲政民主的尋常法秩序。在疫情期間,不論有無啟動、進入某種緊急╱例外狀態,行政權—相對於立法權與司法權而言—似乎無可避免地會益發強勢,而個人所享有的諸多自由權利(特別是遷徙自由與資訊隱私),也難免會受到更多的干預或者限制。緊急法或公共衛生法上的法制部署,無疑極其重要。

不過,我們也別輕忽了疫情對於法治與民主的基本運作所可能帶來的嚴峻考驗;在疫情期間,光是要維繫一個憲政制度(例如選舉)的常態或者近常態運作,往往就需要某種特殊安排或者非常處置。
今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從3月以來越演越烈的疫情,不僅嚴重衝擊了美國各州的初選程序,還對11月初的美國大選能否平順落幕,投下了巨大的變數。為了因應疫情,有些州推遲了初選的投票時程。為了避免在投票所投票的群聚感染風險,許多公民轉而申請通訊投票。巨量暴增的通訊投票申請,遠遠超過了選務機關與郵局的負荷,以致許多公民到了投票當日,都還沒有收到通訊選票。即使有機會及時寄出通訊選票,社交距離的要求,可能讓通訊選民找不到人見證其投票。
憂心美國恐陷選舉崩潰

封城的禁令,使得不少擬參選人無法及時取得列名於選票所需要的選民連署。更別說疫情的擴散,還會大幅增加設置、營運投票所以及招募選務人員的困難了。由於通訊投票的暴增勢必推遲開票的進程,而川普總統又強力散播「通訊投票=選舉舞弊」的陰謀論,許多論者對於11月初的美國是否將陷入選舉崩潰(election meltdown)的民主災難,備感焦慮與憂心。
在這個兵荒馬亂之際,許多選務爭議湧入了美國的聯邦法院或州法院。而為了確保投票這項基礎權利的行使,不致因疫情的影響而成為選民難以承受之重,有些法院進而運用違憲審查與暫時處分的司法權力,於選舉前夕臨時改寫了選舉的遊戲規則(例如調降候選資格取得的連署門檻、放寬通訊投票的見證要求,還有延長通訊選票的收件期間)。這樣的做法徹底翻轉了「危急時刻,司法退讓」的傳統觀念;它形同創設了一種由法院而非政治部門負責行使的緊急權力。
這是一個尚在進行中而且備受爭議的制度實驗。有些法院與論者並不認同這樣的司法造法。他們或者質疑此舉僭越了立法者的權限,或者不認為疫情對於公民參政的影響已經嚴重到需要法院去做某種緊急應變。在今年4月初的RNC v. DNC一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保守多數,就在4位自由派大法官的反對下,否決了一項擬將威斯康辛州初選之通訊投票時程延長數日的法院暫時處分。有些論者則批評,大法官們都因為疫情的影響而遠距開庭了,卻又固守常態規範而不讓更多選民有遠距投票的機會,實在說不過去。
上述的美國經驗或許可以引領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追尋自由民主的憲政社群,往往很難因為某種緊急事態的出現,就擱置爭議、團結一致。更何況,例外╱緊急狀態中的法,比起尋常時期的法,往往更有爭議的餘地與必要。有些人可能擔心,關於應變權限歸屬或者一項應變措施是否正當合理的持續爭論,可能有礙於民主國家的危機管理。不過,如果因此認為民主國家在緊急時刻就必然或者應該轉向威權、消音異議,那恐怕才是自毀長城的愚蠢錯誤。
持續不輟的議論與思辯,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在公共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做出更為細膩、妥適的權衡,還可以協助我們釐清、確定決策者的政治責任與承擔,進而確保自由民主的存續。換句話說,民主防疫相對於威權防疫的制度優勢,不僅止於資訊的公開透明而已,也在於持續不輟的民主反省與民主問責。
台防疫成功法制待部署

相對於美國,台灣何其幸運的在COVID-19的疫情爆發之前就完成了大選,又何其幸運的在疫情期間毋需傷神於政權的交替。台灣迄今斐然的防疫成效無疑是值得我們自豪的。不過,如果要想在法制部署上也被世人肯定為是民主防疫的成功典範,我們恐怕還有很多功課要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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