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的不記憶:823與228

林佳和/澄社社員兼社長

北愛爾蘭Ulster大學國際衝突研究所(INCORE)Brandon Hamber教授說:只有回憶過去,發掘真相,才能忘掉過去,迎向未來。沒有真相,哪來和解?東歐後社會主義時代,昔日共產國家產生不少「對過去的懷念與渴望」,不是對真相的期待,竟是在轉型、追尋真相與正義後,滋生更多掩飾與包裝的虛偽過去。把228說成823?也許疲累、至少是漫不經心的輕藐口誤,但整體台灣社會掩藏的歷史不記憶,更是要命。

昨日三八婦女節:1947年3月8日,陳儀請求增援的第21師在基隆港上岸,展開大搜捕,軍隊沿街掃射,21師抓捕不知多少卡車的男子,載至港邊用鐵線穿掌反綁,集體丟下,數千浮屍染紅原本清藍的海面。試問:這令人驚駭的「21師在基隆」,國家追究了什麼?又呈現出如何真相敘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促轉會任務之一為「回復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歷史事實真相,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歷史事實真相的回復是首要,但不代表對加害者進行刑事追訴,不是追求正義的必要道路。談到追訴加害者,首先是個別化罪責:所有體系性國家不法,都來自於個人的執行,是以,不能只歸咎於不知名「集體」、「時代悲劇」、「共業」,而是應找出策劃、組織與執行這些國家不法的具體的人,有姓有名的人,包括群體。
對加害者刑事訴追

真要追究,裁量刑度時,可考慮受國家命令指揮的情狀與程度,相對化個別責任,但不能掩飾國家體系性不法的真相。二戰後紐倫堡軍事審判的名句:「違反國際法之犯罪,不是由抽象的個體、而是由具體的人所為之,只有透過對犯下罪行之個人的處罰,才能讓國際法得到應有效力。」
對被害人而言,「對加害者之刑事訴追」具有獨特意義,即正式的、官方的確認其所遭受之不法行為,透過刑事訴追,等於提出法律上最嚴厲的指控,對當事人有非常關鍵而重要意義。刑法追訴有時很難避免其局限:刑事訴訟法重要原則,同樣適用於轉型正義,如無罪推定、當事人拒絕陳述權等,此外,刑事法院任務在於調查與澄清「與被告罪責暨量刑」相關事實,亦即,刑事法院總傾向於降低事實的複雜性,利於判決作成,這在轉型正義領域正好適得其反。
1996年11月南斯拉夫刑事法院處理Dražen Endemović,僅限於被告自己陳述、避重就輕的犯罪事實,沒有任何舉證,甚至不再進行主程序,直接轉為量刑審訊。「澄清真相、追究責任」,轉型正義要求,豈是條簡單路徑。
《歐洲人權公約》第7條第2項說:「依行為時一般文明人類所肯認之一般法律原則,認行為應為刑事可罰者,不受罪刑法定原則限制」,1946年的拉德布魯赫公式(Radbruchsche Formel)也道,如實定法明顯違背正義、達不可容忍程度,必須加以揚棄;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昔日東德國家暴行,談及「在國家所為之殺害行為上,必須否認其阻卻違法效力,因為它當然違反人權」。國家體系性暴行特徵,常是「層級組織之集體行為人」結構,真正進行大規模暴行犯行之組織與計畫者,通常不是親身執行屠殺、刑求或傷害的最後行為人,刑法學稱為「行為人背後之行為人」(Tater hinter dem Tater):「前面的人」構成要件該當、違法且有責,則層級組織結構中「後面的人」,完全一樣。
落實正義,法律不會是阻礙,制度不會沒有出路,人心才是,那顆晦暗想隱匿一切真相的人心才是。
和解並非遺忘真兇

228事件屆滿73周年,蔡總統宣布,包含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檔案,要以「最大開放、最小限制」,開放給社會大眾運用,這個不錯,但是不夠。法國哲學家Ernest Renan在1882年的民族論(Qu’est-ce qu’une nation?)中說道:如果一群人民想要變成一個民族,那麼有必要刻意遺忘不少事情,對此,南非異議者Neville Alexander反駁,如南非,面臨建立一民族、一歷史共同體關鍵時刻,必須處理社會與集體記憶,這是挑戰,也是機會,雖然看來黯淡。
台灣呢?往前看必要,和解該努力,但不是模糊真相,刻意遺忘真兇,進而扭曲與塑造虛假的集體記憶,228當然不是823,它是一個台灣社會永遠必須真誠面對的歷史真相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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