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緊繃下的反政治

疫情緊繃下的反政治

林佳和/ 澄社社員兼社長

近來疫情緊繃,諸國紛紛淪陷,儼然教科書等級的全球風險社會──套用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說法。不論將新型冠狀病毒歸為自然科學的有害物質傳播,還是人為之社會危害散布,它不分階級,不管貧富,講句評斷:窮困可能有上下層級之分,至少病菌是民主而公平的。在政府與公眾同心協力,奮勇抗疫之際,媒體的議題化居關鍵地位,事實上,複雜的疫情現實,總讓媒體依「安全vs.危險」二分法來結構化與提供簡單觀察,人們「感受到的風險」,經由媒體播送與渲染,按貝克說法,最終將導向無關緊要:只要所有人都陷入危險,某個程度就不再危險,寬心吧。
病毒肆虐下的政治場域又如何?傅柯(Michel Foucault)說得好,主權總是形之於由下而來、充滿恐懼但有意志決心之人,伊斯特萬(Bibó István)卻言,沒有畏懼,才叫民主,以此觀諸台灣,似有幾分真實。
至於中國能否因此危機而質變、甚至民主化?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流傳下來的名言說:如藉由憲法,讓即便是過得最慘的底層人民,都自願服從所有公益要求下的命令,吾人將說,這樣的政府統治已達到極致;這將是中國的寫照?即將大變(七塊論)?還是如觀察者所說,習近平權力更加集中與鞏固?作為威權立憲主義國度的中國,如何運用技術工具:行政權獨大,鍾愛隨機任意與非正式手段,權力與威權統治維繫下「方有法律尊嚴可言」,不受形式憲法拘泥,不自陷於程序與規則之束縛,永遠處於法律規制與恣意的矛盾間,隨時可以宣告例外與緊急狀態,來個天翻地覆,無真正法治可言;新型冠狀病毒,是否催生新興中國治理或政府體制?

只是不斷杯葛抱怨

不講中國,還是論論自己:不令人失望的,台灣蓬勃的公民社會與政治舞台從不缺席,從范瑋琪的狗官說,馬前總統的人道論(不要讓民粹碾壓人權),國民黨立委們的口罩之亂,到永不寂寞的柯市長(第24例在北部哪裡),日日都是發言──出征──再出征,台灣言論市場,好不熱鬧,不禁想起政治學上有關反政治的一些軌跡。
反政治(anti politics),這個概念來自於反社會主義國家壓迫的號召,如捷克哈維爾(Václav Havel)、匈牙利康拉德(György Konrád),在共產專政肅殺下,他們宣稱作為市民社會的迴響,實踐的道德性,如康拉德所說:對於不想成為政治人物,也不想取得權力的人們,使之政治化的過程,就叫反政治,反政治會作為一不想擁有權力、也不會成為權力的反對權力。延伸至21世紀的今天,反政治卻有了截然不同的光景:當代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充斥的是藐視政治上的政治,拒絕承認政治作為一自主的、尊重多元與提供歧異行為與意識競逐之場域。反政治的誕生,來自社會行動者的策略改變,他們常只願推動單一形式理性的溝通策略,取代藐視下的政治溝通理性。
反政治有幾種類型,工具性的:由技術官僚與專家所壟斷,政治只是在計算與選擇最適手段(專家至上),非道德性的:從理性選擇理論出發,政治只是參與者在計畫最大利益的市場(利益至上),道德性的:厭惡說道理,只要道德化的、基本教義派的聲音、拒絕任何形式的協商與妥協(道德至上),美學性的:以圖像取代文字、塑造行為與主張的舞台表演形式(感官至上)。
不覺得台灣充斥反政治嗎?社會矛盾被個別化、自身利益化,不是集體的、以公益為導向的「消極主權」(negative sovereignty)展現,只是不斷杯葛與抱怨,這些都近似一種消費者感覺,政治消費主義。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是柯市長:市長似乎自命「市民法官」(citizen-judge),前述四種反政治形式交疊運用,口口聲聲要使政治權力更透明中立,但卻非自己真正進入或擴大政治,弔詭的是:明明自己就是政治人!
柯P反覆語出驚人

這個路線在於,將制度與規則朝向長期而言不過度依賴政治參與的方向發展,典型負面權力,最好是人民原本熱情參與政治,被消極冷漠所取代,歡迎「去政治化的吸納效應」,只要被理解為「衝突性的多元」越少,政治就越容易計算與掌握,政府就越容易運轉,民主正當性就越偏向產出,政治消費者就越多。政治消費者們不愛積極主動的、為公益挺身而出的公共生活,寄望藉由正確的消費行為來解決紛爭,到頭來就剩下政治的停滯,不是社會學者史考波(Theda Skocpol)所說的,從成員社會轉為管理社會,就乾脆Politainment:政治娛樂與綜藝化,強調娛樂與表演,犧牲政治意見與意志形成。柯市長反覆語出驚人,奇怪的是,通常是反政治。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說:舊者已逝、新者未到,就叫危機,其間必然病症不斷。新型冠狀病毒,不僅是公衛事件,也是重大的國家治理考驗,我們需要更多的政治思考與行動,而非反政治的政治消費主義。疫情緊繃,政治也不能置身度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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