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啟動語言轉型正義

江文瑜/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隨著韓國瑜的妻子李佳芬在台中演講時提出在校學習母語是浪費資源的說法後,許多相關討論引發大家對學習母語的關注。我在4月的「澄社評論」所寫的文章〈我們與語言的距離 〉一文中指出台灣需要有「語言轉型正義」。在這裡因此有必要針對為何台灣需要啟動語言轉型正義再加說明。

韓國瑜從去年的選舉就表明母語在家學的概念。他是「國語政策」的受益者,因此無法想像在國民黨來台灣後,原來居住在台灣這塊島嶼的人是如何被禁止說母語的悲慘狀況:日語於228事件後迅速被消失於各種場域,其他各種本土母語,也隨光陰推移,逐日透過各種禁令而萎縮。

無法開口說母語是一種集體哀傷,就像是被封了嘴巴,形成失語的一整代和他們的後代。當社會地位都由是否會說「國語」來決定時,1947年後的年代台灣許多本土菁英也瞬間淪為二等公民。

更幽微的是,講「方言」要罰錢,編織了整個社會一個綿密的隱喻,因為只有犯錯才需要「罰」,「說方言即犯錯」的隱喻悄悄駐進人民腦海,加上帶著貶義的「方言」兩字,也讓本土語言淪為長期被媒體污名化的「低階語言」。種種傷害使這些母語使用者在心靈深處不知不覺看輕自己,背負羞恥感,而說「國語」者則形成自我優越感。

有國外心理學文獻指出,羞恥感「住在」腦內的基底核,羞恥感如沒有妥善處理,其所造成的悲傷會造成當事人尋求其他方式解脫,甚至造成各種成癮與人格異常,有害的羞恥感還會一代傳一代。「說方言即犯錯」的隱喻讓「國語」以外的語言使用者所產生的強烈羞恥感烙印在腦海深處,擺脫的最好方式是乾脆拋棄那個語言,向加害的「國語」靠攏。

有些英文文獻也指出,世界各國的移民者經常為了擺脫他們母語成為弱勢語言帶來的自卑,選擇放棄自己的語言,更向強勢語言靠攏。世界各國說弱勢語言者放棄自己語言的例子比比皆是。包含原住民語言、新住民語言、客語與台語,台灣不少原本說母語的祖父母與父母寧願對孫子或小孩說「國語」的現象,反映了這種因語言自卑而放棄的狀態。

我們會說「二二八受難者」、「白色恐怖受難者」,但我們沒有名詞來指稱因為語言壓抑而受難的一整代與其後代們。其實語言打壓造成的傷害非常綿長而痛苦,從世界各國的心理學與語言社會學研究來檢視,這個傷害的程度非常巨大,更產生超越想像的集體悲傷。我們希望這巨大的傷痛隨著年輕一代逐漸以「台灣華語」為母語,隨著受難的一整代人的逐漸凋零,「語言受難歷史」不應被社會大眾遺忘。

轉型正義是台灣民主社會自由化以來,逐漸被社會大眾接受與理解的概念。轉型正義強調真相的調查與被人民所知,並強調精神補償與物質賠償。2018年通過的《台灣語言發展法》踏出第一步,是對台灣過去被傷害過的語言的一種在法律、教育、與媒體的重新出發與補償,讓這些被消失於公領域的語言可以重新喘息,在公領域重生與復活。這個法律的通過,是植基於過去台灣人民對於語言傷害所做的一波又一波的「母語運動」的成果。

筆者認為,未來台灣還要更進一步由政府帶頭將「國語政策」造成的集體創傷做一個完整調查報告公布給各界,並更積極啟動公平的多語社會該如何做的具體公共政策,落實真正的語言轉型正義,為過去的錯誤做出彌補。

筆者期待,公平的國家語言政策不應由個別參選人噴口水式的言語來決定,期待相關語言轉型政策不僅成為各方總統參選人政見的重要內容,更應該於未來4年積極啟動。套用《返校》的經典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語言的公平正義,永遠不該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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