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語言的距離

江文瑜(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

最近公共電視劇集《我們與惡的距離》受到社會關注,好評不斷,其中所關注的社會犯罪與社會正義問題,還有媒體所扮演的角色等,劇中都有許多反思,可說是近年來台灣電視戲劇的一個里程碑。
如果嚴格挑剔,要找出劇中某些可以再批評的地方,是劇中所使用的「台語」依然掉入傳統刻板印象所塑造的對白裡。劇中使用的台語只出現在非常少數的情境裡,例如犯了殺人罪的李曉明父母所使用的語言;被警察懷疑精神狀況有問題的「哈哈哥」講的一句台語;黑道「兄弟」的幾句台語。另外,幾個簡單的台語單詞插入對白中:例如,哭枵(俗寫成「靠夭」,意為「抱怨」)、痟的(意為「瘋子」)。
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雷厲風行推動「國語政策」,並透過媒體與「國語」宣揚政治思想。除了大家熟知的在學校不得講「各種方言」(台語、客語與原住民語)的政策外,更透過《廣播電視法》限制「方言」時數的播出。其中最幽微但洗腦最厲害的方式是,如果有說台語的角色在某個以「國語」為主的戲劇節目中出現,不是說幾句「幹」類的三字經後該角色就迅速消失,就是該角色為反叛角色或是社會上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物。

複製負面語意用字
小時候,我曾問我媽媽:「為何『壞人』都講台語?」我相信那是種極為成功的洗腦技巧:透過語言政策,把其他不利於推行「國語政策」的各種語言污名化,讓說這些語言的人自慚形穢,最終放棄了那個語言。其他台灣過去的影視如何扭曲本土語言的表現,讀者可參閱台大語言學研究所黃宣範名譽教授所著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一書,裡面羅列詳細的各種例子與分析。
而今,當台灣走出戒嚴時期多年,社會也逐漸邁向民主的過程中,過去的幾個本土語言被「污名化」的事實,似乎也被社會內化而逐漸淡忘中。《我們與惡的距離》很諷刺地,雖然整個劇集在討論社會正義為何,但卻複製了台語過去被不正義的方式所形塑的風貌:只有幾個代表負面語意的單字,和刻板印象中「犯錯的人」與黑道使用的語言。如果檢視台灣真正的語言使用風貌,教授、醫生、律師等各行業也會講台語,而黑道也有外省的幫派。
如果要看「國語政策」推行有多成功,可看《我們與惡的距離》劇中飾演李曉明的妹妹李大芝所說的語言,無論她的父母對她說了多少台語,她總是以「台灣華語」回答。這當然有兩種解釋的可能,第一種是年輕演員無法流利說台語,只好以台灣華語呈現。第二種可能是,「國語政策」推行得非常成功,以至於現在台灣年輕一輩的人都不會說台語了。
這兩種可能都呈現了「國語政策」已經在台灣的第三代完全成功。如果未來台灣政府與人民不做些措施,在台灣的幾個本土語言中,台灣未來的世代將逐漸成為「台灣華語」的單語人口。(英語的學習不計入)

須消除語言刻板化
當台灣在民主化後進入各種「轉型正義」的階段,而「語言的轉型正義」卻容易輕易被忽略。國語政策造成台灣當時以日語或台語為母語者的語言被強行剝奪。這些失語者的辛酸,在戒嚴時期無法說出內心的痛苦。隨著時光流逝,過去說日語者已經逐漸凋零,而台灣說著流利台語、客語與原住民語言的人口,似乎也隨著年齡逐漸第二波的凋零中。
《國家語言發展法》在2018年12月25日於立法院通過,似乎是民進黨政府力挽狂瀾的一搏,而戲劇節目中所呈現出的語言刻板化恐怕是政府未來在推動戲劇節目時,必須努力消除的目標。台灣的語言轉型正義始於民眾對自己珍貴的本土語言態度的真正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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