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民主還是間接民主的危機?

澄社評論2018-06-04

林佳和 (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澄社社員 )

1860年代,瑞士蘇黎世州由自由黨執政,創設瑞士信貸的黨魁Alfred Escher,身兼3職:州長、州議會議長、鐵路公司總裁。鐵路時代降臨,運輸成本下降,糧食等貨品流通更容易,更便宜,但同時引發農民與工人抗議。農民日益貧窮,要求設立公屬行庫以低利貸款救急,鐵路帶來迅速工業化,日趨貧困的工人控訴勞動條件惡劣。投票率僅有30%,雖然得到6成以上支持的自由黨,它睥睨群倫的「國王Alfred一世」、「Escher體制」,終於在州長與鐵路公司總裁簽約、議長代表州議會簽署同意之時(其實都是Escher先生),引發人民憤怒不滿,創制、複決、公投,這些新興名詞與手段,引入州憲。
藉由直接民主,農民終於盼到蘇黎世州立銀行,人民有了下水道,這些原本Escher與自由黨不想給的東西。

毀代議政治非正途
這是一段來自公民投票祖國,瑞士的美好傳奇,然而,美國老羅斯福總統曾說:我支持創制與公投,但它不能用來摧毀代議政治,只能以之矯正出差錯的代議。在「民主做不到它的承諾」的當代,直接民主是必要的,然而,藐視或乾脆摧毀代議政治,並非正途,兩者失其一則顛簸難行,必須有個理想的組合。
某些事務要靠周全的資訊提供、反覆說理、審議論辯,求取最大公約數,不能淪為零和遊戲,有些則涉及根本政治意志形成,尋求人民單一政治決斷,難以一概而論。如將前者交給直接民主,剩下光譜兩端對決,對己方不利或需要思考修正的論證,消失不見,過度動員的結果,淪為觀察者眼中Hooligans,足球流氓,只會搗毀如民主聖壇般的比賽。如代議政治將後者視為禁臠,桎梏束縛下的國民意志只有混亂,難以毀滅性的創造,開展新局。
西方經驗值得借鏡。Armin Schaefer指出,直接民主常不是帶來更多、而是更少的政治與社會平等。Bluehdorn有類似觀察,直接民主對消極的人民特別有吸引力,他們通常不願在公共言論平台中,清楚表達想法,而是偏執的認為政治體系一定會吸納其意見,只要不如人意,自認遭背叛的人民便投向直接民主。激進或改革社會民主理論,常假設更多民主有利於消弭不平等,歐洲經驗卻顯示:更多公投結論是支持更多不平等。
直接民主著眼於產出,反導向更保守,倡議者要的是產出的政治,不是投入或過程,不屑論辯,而只要談產出,資訊與專業不足的人民很難有能力參與,連化為政治行動都很難。Peter Graf Kielmansegg擔憂,直接民主不是對抗菁英統治的萬靈丹,反而更強化它,政治上少數,傾向於操作直接民主,最後,多數對自己成就的政治結果,既須負責卻又怪異的不用負責,少數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反政府;民粹的公投,油然而生。

濫用公投易致危機
告別鳥籠《公投法》,台灣公投提案百花齊放,無奇不有,連為了社會和諧而不要推動轉型正義,不應對未成年孩子實施同志教育都出柙。代議有其弊病,有時必須靠直接民主矯正,但並非所有議題都合適,涉及人性尊嚴的,必須堅守論辯倫理與程序而細膩形成的,任意推往直接民主,令人冒冷汗。間接民主危機,滋生直接民主需求,有些結構問題,必須在間接民主框架下努力解決,再輔以直接民主,用之於議會重大失靈或塑造根本的國民集體意志,動輒濫用,直接民主自己的危機,恐怕也不遑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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