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十年】

文/瞿海源 (澄社社長) (本系列文章原載於「當代」第一四一期,1999.5.1)

澄社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成立,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七日澄社召開社員大會,選出了第十一屆的執行委員和財務委員。身為創社社員,又擔任過兩任社長,四屆執行委員,也一直覺得澄社在推動臺灣的自由民主有一定的貢獻,也還未竟其功,更應長期推動政治、社會和經濟改革。然而,在最近幾年,碰到許多知道澄社,對澄社仍有深深期許的朋友,常常問的一個問題是澄社還在啊,或怎麼好久都沒有澄社的消息。或許這個問題對好幾個學者團體都適用。我個人對這類問題,大體上會覺得有點傷感,但總覺得澄社不該就怎麼消失。在澄社邁入第二個十年之際,或許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對澄社十年做一番回顧,討論澄社的種種,探討澄社到底有沒有未來。

澄社的出生與自由主義

幾位自由派的年輕學者在一九六○年末期,在受到西方比較完整研究訓練後,返回臺灣認真而努力地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因共同參與同仁雜誌思與言、大學雜誌、以及學術研究計畫,而結合在一起。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這些學者受邀在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及稍後的自立晚報,撰寫專欄。在以文會友,彼此熟稔了解下,形成了一群人數更多的自由派學者。這些學者在戒嚴末期在報紙媒體上發揮很大的推動民主改革的作用。從一九八○初到一九八七可以說是自由派學者以論政方式所產生的影響到達最高峰。

在這期間,幾位學者開始思考成立一個知識份子的團體,結合力量來推動民主改革。澄社創社社長楊國樞在「我們為什麼要組織澄社?」一文中,就說:「多年以來,這些朋友聲氣相通,時常不約而同,發為針砭時弊的言論,聊盡知識份子的言責。但過去的論政方式,大都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相互從未試圖統合」。在文中,楊國樞也直指「我們組織澄社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傳統『散兵游勇』的作風,凝聚多人的智慧,統合不同的知識,以發揮集體的力量,共同為促進與實現自由、公平、多元及均富的現代社會而努力」。

一九八○年中期,幾位學者就開始籌組成立一個知識份子的團體。最後,先聚合了七位創社發起人,即胡佛、楊國樞、文崇一、李鴻禧、韋政通、何懷碩和張忠棟。再約請十六位學者加入,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正式成立了澄社。成立大會是在臺北市忠孝東路假期大飯店舉行。參加成立大會的學者除七位創社社員外,還有李永熾、林正弘、徐正光、張清溪、張存武、張曉春、張春興、陳師孟、黃光國、黃武雄、黃榮村、葉啟政、蔡墩銘、蕭新煌、和瞿海源。在會中,先通過「組織章程」和「我們對當前國事的基本看法」,然後選出七位執行委員和三位財務委員。七位執行委員中六位為創社發起人,即胡佛、楊國樞、何懷碩、文崇一、李鴻禧、張忠棟及創社社員葉啟政。執委後來互選產生第一任社長,即楊國樞教授。

在會中,對成立聲明,即「我們為什麼要組織澄社」花了一些時間討論,有一些爭議,但並不明顯,也不激烈,但隱隱約約已經觸及到統獨的議題。聲明全文重點有三個,即要求政治民主、社會公平、和化解族群衝突。在政治上,澄社聲稱要「追求真正的自由與民主」。聲明中指出專權政治「仍堅持『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仍維持特權結構的壟斷」「仍透過「革命政黨」的組織與運作」,於是要求「執政黨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放棄對政治與社會資源的特權壟斷」「停止對社會體制的泛政治化控制」以及「切實地回歸憲法與憲政」。在社會方面,澄社要「追求真正的多元與開放」。澄社對於官商特權階層結合黑社會勢力造成不公義的社會極為不滿。澄社指出「特權階層聯合獨占社會經濟資源」「壟斷工商資本,控制廣大市場」「代表社會各種利益的社團皆受到控制」「賭博與色情泛濫,暴力犯罪直線上升」。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必須要斷掉專權政治的根,推行自由民主。其次,則在支持各種社會團體的獨立而自主的發展,並全面規劃社會福利,遏止特權消滅黑社會的死角。最後,在族群方面,澄社表示要「追求真正的和諧與協力」。聲明中強調中央民代未全面改選,隱藏省籍疑慮;本土自決與訴求統一與省籍結合,形成衝突;具群體象徵意義之符號,成為抗爭與捍衛的目標,易造成不幸結局。在具體訴求上,澄社表示希望將民族的倫理歸於民族,政治的理念歸於政治,不使政治的歧見造成族群間的對立;並要實踐中華民國憲法,以象徵群體的認同與延續,體現政治的民主、平等與自由。

就有關原文來看,對族群衝突有很深的疑慮,但在解決訴求上,有進步的精神,但也有創社發起人期盼統一的一點情結。在抗爭與捍衛國號、國旗、國語等群體象徵符號上,宣言中聲稱應以中華民國憲法的實踐,象徵群體的認同與延續,並體現政治的民主、平等與自由,最後並強調「並在此基礎上促進大陸共產制度的轉向,徹底解決雙方的歧異與割裂」。這或許是外省籍佔多數的發起人所自然流露的一點難以去除的響往中國統一的情結,也就是後來在頭三年所面對的社內統獨爭議的最早的源頭。至於在民主政治上的主張,大致上社員們不會有什麼歧異。因為基本上,主要還在訴諸自由化,與統獨無關。而在回歸憲法上,雖然後來胡佛和李鴻禧在一九九○年就有明顯的不同的立場,但對大多數社員而論,一時還不會引起爭議。倒是在社會公平方面,對宣言,社會學者和經濟學者暫時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但長期下去,兩方主張的重大差異將會顯露出來。

大體上,澄社創社時強調自由主義的精神,但社員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創社社長楊國樞在「我們為什麼要組織澄社」一文中,就以自由主義者為社員的特徵。他在文中明確指出「澄社成立之時,共有二十一位社員,都是富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學者」,但又有一點猶豫地說「發起人都是被輿論界稱為『自由派教授』的學者。」再試圖把自由派和自由主義兩者連接起來。於是「澄社的成立,就是以這些立場超然的『自由派學者』為主幹,自由主義乃成為這個社團的基本取向」。而在詮釋澄社的自由主義立場中,他又強調社員「特別重視人的價值、個性及自由」,而「使人從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及宗教的不合理威權與壓抑之下解脫出來」。不過,對自由主義式經濟也表示了一些疑慮,強調「為了防止經濟的壟斷與特權,確保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有些溫和而有效的社會措施,必須認真加以採行」。最後,則以進步主義和改革主義來強調澄社的角色,文中指出「澄社社員大都是進步主義者,也是改革主義者。我們認為經由不斷的改革,才能締造繼續進步的績效,但改革的手段必須合理,且應合乎人道的原則。」

澄社論政不參政的精神與做法

「社員出任黨政職務者,即無條件退出本社」,這是澄社組織章程第六條,是澄社「論政而不參政」的依據。澄社成立至今,已經有九位社員根據這項條款而退社」。這個論政而不參政的精神,在臺灣這個社會政治環境中有特殊的意義。最根本的精神就是要破除「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維護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和自主性。這種精神在臺灣社會和政治發展上有很重大的意義。因為傳統讀書為了做官的傳統,使得知識份子在德行上有很大的缺陷。為了做官,讀書人向來就屈從於皇朝威權下,習於迎合當道,揣摩上意,完全沒有獨立性和自主性。去除這種惡習之後,知識份子的言論才可能客觀而中肯。也才真正成為一個自由自主的個體。

但是論政不參政的原則,以退社來維持,也有本身的矛盾。因為依照規定,參政了只要退出澄社就可以了。論政而不參政就成為毫無約束力的條文,社員可以根本不在乎。不過,到目前為止,澄社社員參政都不是事先汲汲營求的,這種論政不參政的精神確實了社員言論的客觀性。
澄社成立之初,原先規劃了幾項重要的活動,頗有前瞻性,可惜都受限於人力以及投入的意願與資源,大多落空。在第一屆第二次社員大會上,議決要進行二二八調查以及國會監督,也有社員建議租貨櫃車做為民主拖車到全台各地,尤其是鄉村地區去宣揚民主,創辦澄社書院,進行更深的教育工作。後面兩項並沒有成為正式決議。二二八事件調查和國會監督是正式決議,但前者一直未進行,後者到第三年時執行。澄社在成之後的第一次全體社員大會就通過決議要進行二二八事件調查,這是極有前瞻性也是很有洞見的。當時,不僅是決議要做,同時並決定成立九人小組來參與,九人人選也經大會推舉確定,召集人由胡佛教授擔任。然而這個小組一直沒有運作,到了一九八九年年底由於立法委員評鑑的事,胡佛先生決定離開澄社,整個計畫就不了了之了。或許這也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調查研究所需資源極為龐大,澄社也沒有提出對研究小組任何資助,也就難以成事了。兩年後,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花費很大的資源與時間,不得不一方面覺得澄社一開始就抓對了問題,但在另一方面覺得實際上沒有進展實在很可惜。不過,這裡也可以看出書生論政的弱點。也是澄社一成立就面臨的內部危機,理念與行動間有落差。

至於國會監督一案,在成立當年冬天正好碰到立法委員改選,就進行了一次評鑑,引起極大的震撼和爭議。到一九九二年起進行了連續兩年的立法委員評鑑。關於這一部分的詳情,將在後面說明。民主拖車和澄社書院的想法雖然沒成為正式決議,即使通過,很可能也無法執行。不過時至今日,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臺灣社會確實是有從根建立民主和文化的需要。

第一次立委評鑑

澄社第一次進行立委評鑑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這一次的評鑑引起很大的爭議,聯合報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批評。也有人認為因這個評鑑而澄社名聲大振甚至一鳴驚人。就那次評鑑的過程而論,其實在內部不是沒有爭議,甚至可以說有四位社員因此而先後退出澄社。主要的內部爭議是在到底應不應該做這樣的評鑑,社員大會通過要做,但執行委員會內部有不同的意見,有相當強烈的反對的聲音,認為以社的名義支持某黨或某些候選人都可以,但不應該做全面評鑑。但最後決定還是要做。由於原先規劃請某報社提供的各候選人的資料落空了,於是在十一月某日,全體社員所做的評鑑時,多是個人對所認知之立法委員所做的主觀評價。雖說是主觀,但澄社社員本來就是很關心時事和社會政治發展的知識份子,評得應該還是很有意義。不過,整個評鑑確實也不夠客觀。只是有的報紙拿趙少康比許曉丹得分還低大做文章,引起了更大的爭議。其實,趙少康和許曉丹分別在北高兩市參選,兩人得分本來就有不同的參考對象,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何況許曉丹在高雄所得到的支持相當高,有不少社員並不以假道學來做簡單的判斷。相對的,大多數社員對趙少康這樣看起來以革新自居的保守派,本來就相當不支持。這種情況其實到現在也還是這個樣子。

在社員評鑑結果統計出來後,由社長楊國樞教授主持會議,討論如何發表的問題。結果決議就依統計結果公布,並由社長率執行委員葉啟政和社員瞿海源在次日於臺大校友會館三樓舉行記者會。當時,很平實地宣布並做了一些評論,沒有想到媒體反應極為熱烈,雖然有些批評,尤其是聯合報接連批評了好長一段時間,但大體可以看出大眾對立法委員表現乃至適任與否有著高度的關切。然而,整體來說,這次評鑑結果的發表引起很大的爭議,國民黨方面顯然極為不滿。接連好幾天楊國樞先生都遭到一直不斷的電話抗議乃至騷擾,作者也收到不少電話,有的開口就罵三字經。在這種情況下,澄社決定立即召開臨時社員大會。不過社員們並不認為評鑑有什麼不對,會議也沒有決議要採取什麼進一步的行動。只是有一位社員抗議這樣評鑑,在他的退社說明中竟指評鑑好像有違他反台獨的立場。這是澄社內部統獨爭議的開始,但這位社員將對立委的評鑑解讀成與台獨有關,令人不解。或許是得好評的多是民進黨籍,而被評得不好的多是國民黨籍的原故吧。

澄社專欄

澄社創社社員原本大多常在報紙上發表專欄,二十一人當中有十四人,占三分之二在澄社成立前就常寫專欄。基本上澄社是一個「論」政團體,於是在報紙上寫專欄發表言論成為最重要的工作。在成立不久就與中國時報商妥,闢一個名為澄思集的專欄,一週一篇,開始時就由我來負責約稿。但第一篇稿去之後就一直登不出來。一直到一個多月之後,才刊印。本來專欄還有一個刊頭,不久就被拿掉。在八九年立委評鑑後,連專欄名稱也取消了。往後登出也並不順利。中國時報編輯部門似乎並不樂意刊登,據說也是因為星期日執行副總編輯對澄社有意見。由於作者當時負責約稿,和時報高層常打交道,覺得報社還是有立場的,至少不願意學者完全獨立發表意見。有一次,主事者竟然還跟我說,要平衡所以不能刊出,也有一次說老闆交代這方面的事不要再談了。要堅持自主的立場是要花些力氣。不過,就整體感覺而言,知識份子的自由受限於媒體愈來愈大。那時和時報打交道,常覺得要打落牙和血吞。

大約三個月以後,自立早報也同意開一個名為「澄社論壇」的每週專欄,民眾日報開澄清湖澄社專欄。再過一年,在自由時報開「澄社評論」。一九九二年,再在自立晚報開「打『官腔』」的小專欄。因此,在一九九三年時,澄社一共在五個報開了五個專欄。自立報系兩個專欄報社方面來稿必登,也從不干涉。因此,澄社許多社員在自立報系發表的文章最多。民眾日報早期對澄社專欄很禮遇,但後來卻常常拖延或登在不顯著的版面。自由時報的澄社評論稿有一陣子常被壓著,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後來,社員輪流寫稿的動機漸弱,輪到而不寫的比例愈來愈高。於是將自由和民眾兩報的專欄改為兩週一次。

到一九九四年,中國時報的澄社專欄大體上已停刊了,只是社員們在寫邀寫專欄時,可在頭銜上加澄社社員幾個字。自立晚報的小專欄也停了。到自立早報在一九九五年報社老闆換人後,大家對自立沒什麼信心,專欄也就停了。於是到最近,澄社就只賸兩個報紙專欄。不過,社員們在這兩個專欄外,也不時會替不同報社寫專欄。大體而論,在一九七0年代以前臺灣的知識份子主要是靠在雜誌發表言論,特別是獨立的批判性的言論。在一九七0年代末到一九八0年代末,則學者常受邀在報紙上發表專欄。這段時間是戒嚴末期,幾家主要非黨政經營的報紙,即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立晚報,有意引進改革派或自由派學者的專欄。到一九八0年代末,即澄社成立的時候,報社多半已不在看重學者專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大約都在一九八八年秋天,撤掉二、三版專欄。稍後以一版的篇幅集中所有的專欄和讀者意見。如果衡量在報禁期間,即一九九七年以前,報紙被限張,只有三大張,當時學者發表言論的份量就很驚人了。因,有人說,澄社成立時,學者的影響力就已經在下墜中了。或許也沒錯。也因此,澄社要在報紙專欄上有所發揮,在近年來是愈來愈困難了,相對的,社員寫專欄的意願也就變得很低了。對一個論政的學者團體而言,這當然對團體的發展有很大的負面的作用。

一九九一年時,社員大會通過對當年臺灣的重大問題提出評論。先是選出十大問題,然後由社員依自己專長和與趣,分成十個小組,來共同撰寫。在一九九二年初,澄社出版了一本「一九九一年臺灣十大問題評析」。這本小冊子流通不是很廣,但報紙多有摘錄刊登。這個集體的評論所列的十個問題是「憲政改革的停滯」「國家認同的分歧」「政治倫理的敗壞」「政府決策的草率」「公權力的濫用」「從官商合流到政商掛鉤」「司法改革的困境」「治安問題的困擾」「傳播媒體的問題」「軍人主政的陰霾」。

一九九二年初,澄社正式發行「澄社報導」月刊。主要是刊載澄社在各報專欄的詳細摘要、發表的公開聲明全文、調查或評鑑報告、以及澄社專書介紹等。主要內容是澄社各報專欄的詳細摘要。因為一般人很少會看五份報紙,於是再把一個月的專欄匯編起來,應該是很有意義的。但當時一個月的專欄就有近二十篇,全文刊載,篇幅太多,就以詳細摘記的方式,提供讀者參考。這個刊物發行初期只印一千份,但索閱者人數增加得很快,到一九九四年時曾印行高達八千份。由於是免費贈閱,熱心的讀者會主動捐款。在澄社比較活躍的幾年還可以維持。但後來卻成為很重的負擔,因為在活動量大減時,讀者的捐款就變得很有限。同時,不少社員對專欄寫作的動機愈來愈弱,不得已在某些報的專欄就兩週供稿一篇,中國時報也不願再承諾一週刊登一篇的安排。尤其是在專欄移到民意廣場後,就完全變成不定期。專欄數愈來愈少,最近幾年少到就刊載全文。

政治抗議行動

在一九九○年三月學運期間,澄社好幾位教授一直在中正紀念堂學生靜坐現場,協助學生。在三月十八日各校學生分別進駐廣場時,好幾位澄社教授應各校邀請前去演講說明民主憲政問題,尤其是臨時條款問題。在往後幾天,也應邀向廣場所有學生演講。三月十九日,經過我和臺大研究生吳介民之連繫,學生決策小組和教授代表聚會商議合作事宜。二十日晚上學生決策小組議決聘請張國龍、夏鑄九、賀德芬、鄭村棋和我為顧問。當時鑄九和我是澄社社員外,張國龍在九一年也加入了澄社。在二十一日協助學生與總統會見後,學生決定撤離。當晚,澄社好幾位教授都在現場協助學生撤離。但澄社本身並沒有任何決議或決定要社員怎麼做,多是以教授個別的身份與學生互動。

五月二日,李登輝突然要郝柏村組閣,全國譁然,知識份子更是強力反對。澄社於五月六日在基督教青年會舉行記者會發表「我們堅決反對軍事強人出任閣揆聲明」。在聲明中,極力反對李登輝總統為擺平政治鬥爭遷就政治現實,不顧全民對民主憲政改革的期望,而違憲欲任命軍人組閣。聲明中提出四個主要理由:軍事強人出長行政院未必能有效解決治安問題、有礙整體的開放與改革、是實行新強人政治的捷徑、不利於弱勢團體的發展。最後並特別強調「如果此項提名果真獲得立法院的同意,則一位政治強人與一位軍事強人不論互相合作或衝突,都必將使臺灣民主政治的生機斷送殆盡」。

由於澄社是當時唯一的自由派學者團體,教授們多方要求澄社出面進行有組織的抗議行動。於是在五月十日,由澄社出面邀集各大學教授在臺大校友會館成立「知識界反軍人組閣行動」的臨時組織,並公推楊國樞為召集人,黃榮村為副召集人。規劃於十八日起在臺灣省博物館前靜坐抗議,並於五月二十日與學生及社運團體會合遊行。這次是澄社成立以來,第一次參與以靜坐及遊行為主的政治抗議行動。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政府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九日調查局卻以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逮捕四位年輕人。各大學改革派學生群情激憤,特別是有學生廖偉程被捕的清華大學師生更是連日抗爭。澄社召開執委會後,決定連絡其他團體商議抗議行動。不過執委會仍然決定不公開以澄社名義參加。澄社對抗爭行動一直不願具名參加,應該是幾位老一輩執委求慎重的意思。對參與活動的澄社代表常常會造成一些困擾。

澄社論政的實際作為

澄社以論政為主,在情勢需要時也數次發動靜坐和遊行等抗議行動。在論政方面,大體有幾項:以澄社名義發表公開聲明、社員撰寫專欄、社員集體撰寫澄社報告、舉辦系列演講等。

在成立早期,澄社發表為數甚多的公開聲明,主要都對時局,特別是民主改革方面發表意見。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成立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大約兩年的時間內,發表的聲明如下:

我們對當前國事的基本看法1989.4.17
我們對大陸學生運動的看法1989.6
我們對遠東化纖勞資糾紛的看法
我們對國會改造的嚴正聲明1989.9.17
超越民主逆流、突破憲政僵局 廢止臨時條款,健全憲政體制1990.3.15
我們堅決反對軍事強人出任閣揆(1990年5月6日)
我們對當前政局憂慮和期望1991.1.6
臺灣十大問題評析1991.3
澄社對憲政改革的建議1991.4.8
對憲政改革與國大臨時會提出建議1991.4.14
對於國大臨時會修憲的總批判1991.4.25
澄社對所謂「獨台會四人案」的嚴正聲明1991.5.12
在這十二項聲明中,有十項都是針對國內政治改革提出呼籲,只有一項是聲援遠東化纖勞工的,有一項是針對六四事件。在基本訴求上,主要還是在要求確立民主憲政的制度與規範。其中有五個聲明直接對修憲提出建議,有四項也訴諸民主憲政之重要性。很明顯,澄社做為一論政的知識分子團體,雖在解嚴後成立,仍然深深感覺到在制度上、在人權的保障上,執政當局仍然未積極從事有效合乎民主要求的改革,澄社於是乃不斷努力爭取。會合其他政治和社會團體共同促成臺灣政治社會的自由化。

澄社出版澄社報告專書來對既存體制進行批判。澄社報告是成立時就有的構想。幾位經濟學社友合作主動完成第一本澄社報告,即「解構黨國資本主義」(一九九一年出版)。後來又推動解構廣電媒體的研究計畫,於一九九三年出版「解構廣電媒體,建構廣電新秩序」,是第二本澄社報告。這兩本報告是十年中僅出的兩本,每出一本,就被中國時報選為年度十大好書。這兩本澄社報告大體上是對戒嚴威權體制進行批判,目的主要是要求自由化,也可以說是主要是在解構。在解構廣電媒體的澄社報告中,已試圖對重新建構新的媒體秩序提出建言。在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時,側重在打破黨營和公營的壟斷狀況,雖也論及民營,但似非重點所在。大致上是以新古典經濟學強調自由市場為主要論述依據。解構廣電媒體一書是由傳播學者、社會學者、和法律學者,在論述中自由化雖然仍然是重點,但也開始強調公共領域和參與的觀點。這兩本報告開始顯露了澄社社員在思想上的異質性,也顯示社員不見得是自由主義者,不但有些社員有社會主義的傾向,更多社員並沒有清楚的自由主義的主張。可能只是學術專業訓練涵蘊了一些不是很清楚的思想傾向。到了一九九五年,「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進行時,是以經濟學社員為主力,傳播學的社員認為問題不在黨政軍退出三台,而不願參與。後來社方還安排雙方辯論。經濟學者一邊,傳播學者和社會學者一邊,雙方的辯論並未改變對方。這也是有社內外學者曾說過的,到最後澄社經濟學和社會學者會有衝突。可惜的是,這個衝突並不夠深刻,雙方並沒有進一步交鋒。假如彼此能認真衝突下去,應該會激發出一些火花,有助於思想乃至學術思想的成長。

第一屆第二次社員大會決議要進行國會監督,在一九八九年做了一次引起軒然大波的立法委員評鑑後,由於當時已有新時代基金會在進行立委評鑑,是由澄社社員蕭新煌主持,澄社一時無法籌辦。到一九九二年,執委會決定依一九八九年社員大會的決議,規劃進行立法委員評鑑工作。原先在一九九○年時,社員大會決議要對政府各個重要部門進行監督,我當時擔任總幹事,就著手規劃,規劃案提出後,大家覺得工程浩大,很難負荷,最後沒進行。監督國會乃是評鑑一百多位立法委員為主,而立委又在監督行政部門,我們來監督立委既較省力,也比較可行,又等於間接監督了行政部門。在規劃中,提出了三個很好的策略方案。一是請國會記者填答問卷來評估各個立委的表現,二則是邀請社會運動團體來合作評鑑國會議員,第三個策略則是收集立委的資產資料,挑出那些顯然有問題的立委。由於國會記者長期採訪立法院和立法委員的新聞,他們應該是除了立法委員以外,最能了解並掌握立委狀況者,由他們來評鑑應該是最有效也是最省力的辦法。社會運動團體對自己所關心的議題及立法委員在相關事務和法案上的理解與掌握應該是最深入的,社會運動團體針對不同的課題,以及立法執法情形也極為了解,他們對立委是否真正關心相關與法案了解相當深刻。由他們直接評鑑立委應該是最有效度的做法。這兩個做法實際所需資源並不很多,記者和社運團體人士也都很樂意協助完成。在一九九二年立委選舉前,澄社公布了評鑑結果,引起社會大眾極大的注意,而被評為最差的幾位立委有些反彈,但基本上因為評鑑得相當客觀,他們也只能宣洩一些不滿。這次和八九年所受到媒體和民眾的支持相當不同,幾乎沒有什麼批評。報紙報導所給予的版面也大而顯著。本來我們希望把監督國會的計畫當作是澄社長期的工作。後來又進行了一次,做得更成功效果甚佳。這些評鑑的結果,直到一九九八年的立委選舉還有被評得前幾名的立委用來造勢。可惜,這些評鑑工作的進行需要記者與社運團體的支持,雖然所費不多還是要有些經費。在這三方面,後來都出了狀況,澄社的國會評鑑也就中止了。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時,澄社執委會有意再辦,但因種種因素,最後並未辦成。

做為一個論政團體,在歷次重要選舉中,澄社多會藉各種方式,來推動民主改革。例如在一九八九、一九九二的立法委員選舉、一九九四年省市長選舉,澄社都進行了許多與選舉相關的活動。這些活動主要包括了對候選人的評鑑、政見評論、選情分析、媒體監督等。國會監督的有關調查研究報告也都安排在選前密切推出。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澄社試圖舉辦總統候選人辯論會,卻未能實現。不過,由於李登輝始終沒有答應參加辯論,爭取到主辦權的也只能由李連以外三對候選人參加辯論。在一九九二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前六、七個星期每週都有活動,包括發布立委評鑑報告、解構廣電媒體系列、監督媒體報告等。由於澄社一開始就反對軍人出身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到九二年選前,幾位社員主張編輯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以來的奇談怪論,以顯現其人不適任。在短時間之內就編輯出版了郝語錄,由朱敬一主編。這本書在選前賣得非常好,顯示郝柏村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行政院長。對郝語錄的出版一些元老社員有點不以為然,我特別為郝語錄寫了一篇郝語總評,指出與九○年反軍人組閣的一致性。

澄社在近三、四年來,也都還努力發表言論,舉辦了許多記者會表達澄社對臺灣各類情勢發展的觀點與呼籲。但是媒體多半沒有興趣,很少加以報導。在這當中,或許只有九七年時與台教會等聯合組成民間監督修憲聯盟稍稍打破了這個悶局。
從短期的效果來衡量,澄社所提出的種種改革要求都是失敗的。具體的要求,例如呼籲李登輝不要提名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黨政軍退出三台、建立廣電媒體新秩序,或是原則性的主張,例如多次對修憲提出建議,執政者大都不予理會。然而澄社仍然堅持維護及促進民主自由的立場,盡力提出批判和要求。如果從長遠的影響來觀察,則澄社諸多主張確實逐漸為臺灣政治和社會所接納。

澄社的社員、組織、和未來

從創社到現在,入社者有六十二位,逝世一人,現有社員三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五位,二十六人次退社。到一九九二年,創社社員有四位退社,其中兩位是發起人。到目前創社社員二十二位當中,逝世一位,退社的有十五位。發起人七位當中,有一位還參加活動,兩位名義上還留著已不參加活動,四位已退社。在二十六人次退社社員中,有十二人次是出任黨政職務而退社(包括兩位擔任國代、一位立法委員、一位縣府機要祕書、一位黨祕書長、一位黨副祕書長、兩位教育局長、一位國策顧問、一位公平會委員、一位保培會官員和一位副縣長),七位為統獨因素而退社,七人是因為個人原因退出澄社。除創社社員外,入社者一共有三十六位,三十七人次。在創社社員中只留下六位,後來加入的大約有十五位。這樣的入社出社紀錄相當明顯地顯示了澄社在維繫其理念和組織上確實有很大的困境。這個困境在一九九三年以後愈來愈明顯。在這之前,退社社員的比例約為百分之二十,但在一九九四年退社的社員已達十四位,有四位則幾乎不參加活動。為什麼發起人幾乎只賸下一位還參與活動,而其他六位不論是有沒有正式退社,在實質上都已經完全不參與澄社的活動。而現在名義還是社員的有三十五位,大約也有十五位也幾乎不參加活動。

澄社在臺灣整個民主化過程中,有一定的貢獻,但這個時勢有關。在成立時,其實學者論政的影響力已經大幅下降,兩大報二、三版專欄在澄社成立前一年就停刊了,再加上報紙大幅增張,新的報紙和電子媒體又不斷出現,學者專欄相對來說就不那麼突顯。不過,在解嚴和取消臨時條款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間,臺灣民主憲政還未確立,再加上連年政爭,澄社有很大的空間可以致力民主改革。於是在澄社成立的前五年,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在各報維持四個到五個欄,發表了許多聲明,參與了幾次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出版了兩本澄社報告,進行了五次國會評鑑。到了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政府一時也還未能盡除戒嚴威權的性格,澄社仍然需要推動自由和民主。例如,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政府宣布終止動員戡亂之後不過一個多星期,就在五月九日依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逮捕陳正然等四位青年,澄社聯合其他團體發動知識界反政治迫害運動,並主導五二0社會各界反政治迫害遊行。

但在國會全面改選乃至總統直選後,臺灣表面上成為一個民主社會,以爭取權力抗議威權的政治運動甚至是訴求多已經沒什麼空間。只有少數機會可以有所發揮,例如反核四、爭取電子媒體的自主性、反心靈改革、反國民卡、批判黨營事業等。反九七修憲則是國民兩黨偏離民主憲政太過,在澄社一些新進社員積極批判下,才與台教會聯手出擊。當然,這是說外在時勢的限制,澄社本身內部也有一些狀況,使得澄社在近五年未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大體上,就在於原先規劃的澄社報告系列,未能積極有效地進行。這又和更根本的組織有關,即執委會無力行動,而社員的奉獻乃至投入很弱。有很多次執委會上,提出的方案,經過討論後都被擱置,會議造成一種保守遷移的現象。有時則更到一種動不了的地步。若再進一步推敲,則我們應該注意到澄社本來就定位在論政,比較不強調行動取向,在民主化進行到一個階段後,如臺灣已經沒有政治犯,論政威力就小了許多。不過,澄社報告的規劃本來也具有前瞻性的,即在追求公平、均富、乃至民主上,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於是澄社社員參與精神不止足就成了更重要的根本問題了。以推動民主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團體,竟會因社員參與意願低落而不振,說起來也是很諷刺的。

在臺灣獲得表面的民主之後,使得澄社和不少社會運動團體消減乃至喪失了動力。然而,臺灣各方面的重大改革以及民主政治奠基的工程,不但未有效完成,更是問題叢生。做為改革動力的主要來源,知識份子,尤其是知識份子團體,應該繼續積極推動民主化改革。澄社創社發起人,及不少社員相當響往英國的費邊社,或許澄社不一定接受費邊社積極參政的做法,但澄社應該向費邊社一樣,推動長期有效而緩進的改革策略。曾經有社員說過,澄社應該是永遠的反對者。至少,澄社創社時所標舉的主要目標,即「促進與實現自由、公平、民主、多元與均富的現代社會」還未達成。社員入社就應該確知這一點,因為這是澄社組織章程的第一條。這些主張絕對不是口號,應該是澄社長期乃至永遠追求的目標。不過,假如澄社社員對這些根本的理念多無法認同,澄社關門的時候就為時不遠了。或許,這就是書生論政的結局,也是臺灣自由主義發展的困境。說實在,我個人深深覺得國內自由化以及種種結構或制度所引發的重大問題層出不窮,知識份子論政還不到封筆或噤聲的時候。只是在這一個新的階段裡,知識份子所憑藉的是更深厚的自由主義精神和更精湛的專業素養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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